7月13至15日，第4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暨宗教制度与宗教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举行。会议发表论文60余篇，第4届中美欧暑期宗教学高级研讨班100名学员也参加了会议，总人数接近200人，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及台湾、香港和大陆地区，堪称宗教研究的一次盛会。

　　本届年会在3个方面的学术讨论反映了宗教社会科学的最新进展。

　　第一，有38篇会议论文是对中国宗教的田野研究，表明实证研究宗教的团队已经形成。其中15篇论文讨论了大陆基督教的最新发展，涉猎面很广。罗伟虹（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历史资料为据，讨论了上个世纪50年代末发生、至今影响深远的中国基督教联合礼拜的过程；Barak Kalir（阿姆斯特丹大学）以“在圣城找到耶稣，带着他回到中国”为题，研究了在以色列的中国工人接受基督宗教信仰的过程和演化。康志杰（湖北大学）则提供了对当代天主教贞女的访问调查；陈声柏（兰州大学）研究了“少数中的少数”——甘南的基督教徒；曹南来（澳大利亚大学）则对温州基督教的演变作了调查；唐健（广西民族学院）用心理学方法分析了基督教信众的信仰认同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林克宜（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对西藏与云南交界处的藏族天主教徒作了实地调查研究。徐麟则具体分析了天主教网络写手“楚霖义峰现象”，揭橥了技术发展对宗教的影响。

　　本届年会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有8篇论文，分2个专场进行，这在以前的年会中前所未有。马强（陕西师范大学）研究了广州的外籍穆斯林，对我国都市越境迁移族群的宗教认同和社会交往特点做了初步探索；哈正利（中南民族大学）以西道堂为中心，讨论了伊斯兰教教派的差异；佟洵（北京联合大学）则研究了北京的清真寺管理体制及其与经济的关系；吴建华（中央民族大学）以宁夏两镇为例，讨论了回族伊斯兰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关系。

　　在田野研究中，有关台湾宗教的研究有5篇，分别讨论了台湾灵恩基督教会成员的宗教性（赵星光，东海大学）、台湾民众的宗教流动和地理流动（林本炫，联合大学）、“中国宗教学”的建构（林端，台湾大学）和台湾宗教组织化的困境（郑志明，辅仁大学）。卢云峰（北京大学）则以台湾一贯道为例，揭示了即便最隐秘的宗教经验的发展也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

　　在对中国本土宗教的田野研究中，吴效群（河南大学）通过对北京妙峰山民间香会组织的调查，认为香会实际上是当代北京的一个公共空间。王宏刚（上海上海科学院）讨论了当代上海民间信仰的复兴以及其组织形态和地域认同；田兆元（华大师范大学）考察了上海地区的一些残庙，分析了这些场所宗教信仰活动的特征。在开幕式上，上海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曹斌先生对近年来上海宗教管理情况的介绍，也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兴趣。李晋（中国人民大学）则以《智海浪花》为依据，探究了当代汉人喇嘛的基本特点。美国学者苏三（Susan K. McCarthy）提供了对云南佛教防治艾滋病组织“佛光之家”的调查报告。韩星（陕西师范大学）和代立勇（江汉大学） 在对中国儒教的阐述中，不约而同地引用了民国时期北京的道德学社等民间信仰团体的案例。

　　第二，在宗教社会学理论方面，会议的讨论集中在世俗化理论、宗教市场论和现代化的关系。英国Exeter大学教授、本届暑期班讲员格瑞斯·戴维（Grace Davie）再次强调，世俗化理论是对欧洲经验的解释，市场论反映的是美国宗教经验，各有其合理性，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范式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她又特别提出了“多元现代性”这一概念，认为现代性始于欧洲，但并非仅有欧洲一种模式，戴维希望能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对中国宗教的研究。暑期班的另一位讲员、波士顿大学的南希·艾默曼（Nancy Ammerman）以“世俗化之后：21世纪的宗教的社会生活”为题，提出多元化和现代化都不会导致宗教的消亡，宗教研究需要进入宗教生活的多重维度，既研究宗教的组织和哲学，也要研究宗教经验、宗教社团和宗教实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宗教的不同维度如何参与社会的建构和成长，以及在某些时候对社会的抑制作用。范丽珠（复旦大学）则明确提出对于现时中国宗教的情形，无论如何都无法用理性选择的理论框架分析，而“宗教性”则是理解现代宗教的一把更有效的钥匙。普渡大学杨凤岗在中国宗教三色市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中国宗教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短缺，初步尝试将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理论引入对中国当代宗教的分析，但由于当代中国的宗教经济已非高度垄断状态，所以相关论述引发出许多不同意见。

　　第三，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年会有若干论文涉及到对中国宗教的量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对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调查，其所发现的当代中国有3亿宗教徒的结论曾经引起海内外的巨大反响，根据课题组成员张文明介绍，这一调查有效问卷4569份，在选取地域时，采用了PPS的抽样方法，入户则采用随机抽样，各个步骤都按照社会统计学的原则进行，就宗教学领域而言，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方法上最为科学的全国性调查。但就其调查结果而言，则引起诸多疑惑，如果说该调查认为中国宗教徒有3亿，其中佛教约1亿，基督新教约3600万这些数据尚可接受的话，其穆斯林3000万的数据则实在难以置信，因为中国所有的穆斯林相加也不过2100万。方法与结论之间的差异引起大家的思考和兴趣，我们也期待着更科学的全国性宗教普查早日开展。四川大学的段玉明则提出在宗教研究中，要加强对仪式技术、营造技术、时间技术、叙事技术、记忆技术等宗教实践技术的研究，与南希的观点有不谋而合之处。

　　本届年会在人员构成上也有新的特点，其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影响将逐渐显现。在65名论文发表者中，有31位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民俗学等社会科学专业，改变了以往由宗教学、哲学和历史学专业的学者为主体的状况。以实证研究为特征的社会科学诸学科的大规模介入，表明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展，中国宗教开始对当代社会发生效用，宗教已从过去单纯的思想、历史话题转变为社会问题。站在生机勃勃的上海滩，我们真切地感到，一个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正在渐渐浮现：随着中国宗教的发展，宗教社会科学必随之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