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到江南，饭桌上与一位县长谈起了宗教问题。县长的情况介绍及对宗教的看法，引起我颇多感慨。以下Q代表笔者，A代表县长。

　　Q：县里的宗教情况怎么样？

　　A：主要问题是基督教。应该大力发展佛教，抵制基督教。

　　Q：这里的基督教徒很多吗？

　　A：多。全县16个乡镇，每个乡镇都有教堂，总人数有7、8万人。我们全县一共才45万人。

　　Q：这些教堂都是政府批准的吗？还有政府没批准的家庭聚会吗？

　　A: 这些都是政府批准的，80年代松了一下，一下子就发展起来了。政府没批准的也有，但不多，曾经有一次1、2万人的大型聚会，政府给打掉了。

　　Q：这样算下来，基督教徒的人数会占到全县人口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基督教对政府的执政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A: 有哎。至少有3个。一是干扰政府的政令，有时候会发生。二是吸引青少年，有些是家长带去的，也有一些是他们主动向小孩子传教，他们的热情很高的。三是动摇政权基础，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政权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啊！

　　Q：佛教呢？从资料看这里的佛教传统很深厚，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佛寺，也有许多古迹。每个乡镇都有佛寺吗？

　　A：没有。一共有5、6个佛寺。其中只有你说的那个比较大，有四、五十人，其他的规模都很小，每个佛教也就几个人。

　　Q：佛教徒的数量呢？

　　A：很难说啊。今年观音菩萨生日，来了10来万人，堵了几里地。

　　这时候有位局长插话：这是人数最多的时候，平时也会有些香客，但这些很难说都是佛教徒。真正皈依并有明确信仰的佛教徒很少。

　　A：这么大个国家，没有个国教怕是不行，佛教能不能做国教啊。春天的世界佛教论坛，就是政府搞的嘛。

　　和我一起从北京来的一位经济学家问道：宗教工作在您的日常工作中很重要吗？

　　A：不，不，不。宗教还是小问题，我一般不过问的。宗教的事很少上会。

　　听罢此言，良久无语。县长的这番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代表性的。与不同层级的官员接触，都听到过类似的忧虑：基督教发展太快，有动摇政权基础的危险，应该“以土教扼制洋教”。

　　基督教是中国的五大宗教之一，其合法性是法律所肯定的。基督教文化正在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典型的，我们的星期制度就来自基督教，而“替罪羊”等基督教术语也已经成为民间俚语。当然，对执政者来说，基督教成为第一大宗教的确是前所未有之局，但如何使其与政府相协调，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力量，则需要认真地研究。从法律和政策的角度看，“扼制”、“抵制”肯定是不对的；从实际效果看，这种做法也未必如愿，甚至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一定程度的压力和张力往往会成为宗教发展的推动力量。

　　佛教之所以得到县长的青睐，根本上说是因为佛教已经彻底地本土化，与政权的张力极小。但从现实看，佛教在制度化、组织化等方面基本还处于农业社会的格局，在传教上秉持“佛度有缘人”的消极态势，稍有突破和创新，如少林寺，就会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对组织化程度更高的基督教的竞争，佛教注定不占优势。县长希望发展佛教，但佛教若要真正发展，就必须在组织形式上现代化，建立更有控制力的僧俗组织。设若这样的僧团成长起来，县长或许会有同样的忧虑。

　　对于执政基础而言，问题的扭结似乎不在基督教还是佛教，而是在进入现代社会后，政府如何与民间团体相处，如何建构公民社会。这才是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性挑战！这将决定中国社会能否由传统进入现代。